1949年10月1日，北京天安门城楼上，郑位三参加了开国大典。那时的他，已经长期受到疾病困扰，身体十分虚弱。典礼结束后，他没有留在中央机关任职，而是回到武汉休养。许多人不明白：这样一位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、参与红四军早期建设的老革命，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不再担任具体职务？ 答案，要从战争年代的一场病说起。 郑位三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安，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。1925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过大革命和北伐战争。1927年，革命形势急转直下，他带着“八七会议”的精神回到家乡，参与组织黄麻起义，推动鄂豫皖边区革命力量重新聚集。 黄麻起义并非一场孤立的武装行动。它后来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的重要起点，也为红军队伍的发展准备了群众基础。郑位三长期在地方坚持，既要组织武装，又要发动群众，还要应付敌人的反复“围剿”，承担的并不是单一的军事工作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鄂豫皖苏区斗争异常艰苦。郑位三留在根据地坚持工作，参与红军队伍的整顿和扩充。红四方面军后来能够形成规模，与当地党组织、群众基础以及一批领导骨干的持续努力密不可分，郑位三正是其中的重要人物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并不是那种经常出现在战场最前沿的将领，却始终负责极为关键的组织和政治工作。红军需要兵员、粮食和情报，更需要把分散的群众力量凝聚起来。这些工作不显眼，却决定着根据地能不能站住脚。 长征之后，郑位三随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。部队进入陕南后，曾长期开展游击斗争，环境险恶，补给困难，干部和战士经常要在山林间隐蔽行动。郑位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工作，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才转入新四军系统。 抗战时期，他担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，同时参与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。第五师活动区域广，斗争对象复杂，既要抗击日军，也要处理地方势力和根据地建设问题。李先念等将领负责军事指挥，郑位三则更多承担政治领导、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任务。 战争带给他的伤害，是长期的。一次行军和工作期间，郑位三感染疟疾，病情严重，几乎倒在荒野之中。群众发现后将他救下，这才保住性命。那场病没有随着战事结束而结束，反复发作的疾病逐渐损害了他的身体，使他后来难以承担繁重的领导工作。 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毛泽东、刘少奇都曾关心郑位三的健康，希望这位老同志能够重新出来工作。但郑位三的身体已经很难适应高强度工作，只能留在武汉休养。对一个长期在前线和根据地工作的革命者来说，这种安排并非主动退场，而是身体条件所迫。 1954年，高岗、饶漱石事件发生后，党内对相关历史关系进行审查。郑位三曾在新四军第五师工作，又与饶漱石有过工作联系，因而受到一定牵连。次年，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，中央开始审核授衔人员。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郑位三多年没有担任现役部队职务，身体又长期休养，相关任职材料也没有被及时调出，最终未能参加授衔。按他的革命资历和贡献看，这个结果难免令人感到遗憾。 当时有人认为，只要拿出1943年的任命材料，证明他曾担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，便有可能改变情况。郑位三却没有这样做。他曾解释：“我到五师时，李先念同志仍然是五师的政委，拿出这个材料，恐怕会影响李先念同志今后的工作。” 这句话，透露出他的处事原则。军衔和职务是个人荣誉，但部队团结和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更重要。郑位三没有把历史功劳变成个人筹码，也没有因为自己未被授衔而申辩争取。 军衔没有授予，职务也没有恢复，可中央并没有忘记他的贡献。新中国实行工资制度后，毛泽东特批郑位三享受副总理级别的待遇，领取行政三级工资。有关资料记载，他每月可领取三百元生活费，但这笔钱并没有全部留给自己，而是经常用于帮助湖北一带的烈士遗属。 休养期间，郑位三仍然没有停止思考。他自学经济方面的知识，希望身体好转后，能够参与国家建设。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，重新承担重要工作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。 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基层。身体允许时，他多次到湖北农村了解情况，见到基层干部，常提醒他们重视群众生活，不能只在材料和会议上了解实际。即使只是短暂交谈，他关心的也多是粮食、生产、灾害和烈士家属等具体问题。 特殊时期，郑位三又遭受错误批判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长期疾病叠加精神压力，使他的健康进一步恶化。1975年，郑位三在北京医院病逝，终年73岁。 他没有获得军衔，也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显赫职务，但从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，到红军队伍的发展，再到抗日根据地的巩固，郑位三留下的印记并不因职务变化而消失。对他而言，个人待遇可以放下，同志关系、革命大局和群众利益，却始终不能放下。 特别